映象新闻

据赵俪生这样知根知底的老友透露，清华园时期王瑶的本行并非文史考据，而是当代政治观察与文化批评，他在文艺理论方面造诣匪浅。

经济安全是内容丰富的概念，比如，个别地方发生的自然灾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都属于安全的范畴。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如果把当前以及接下来一段时期的新常态，只理解为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进而得出蛋糕不能再被做大、甚至萎缩的结论，这是片面甚至有害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时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了总体、科学的研判，这实际上已经预警我们要及早注意和看清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要理性看待经济运行中的变与不变，深化对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加需要依靠发展。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和起起落落，本来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

但是，世界银行也预计，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并高于全球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信贷条件受限、全球贸易投资疲软等是增速放缓的主要影响因素。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间他曾担任《清华周刊》第45卷的总编辑，总编辑一般是学生会干事会的出版科干事。

人总有还是个胚子的时候，等一挂釉上彩，就覆盖了他的质地和本色。可以说一二·九运动在进步青年中缔造了一代人的连带感，让王瑶这代人找到了自己在现实及历史中的位置和使命。王瑶认为没有脱离现实、超然存在的学术，唯有把学术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才是有价值的学术，也才真正对救亡有所补助。钱理群也认为在学者王瑶之前，还有过一个倾心革命的王瑶。

比起北大和东南大学，清华文科在根底和积累方面稍显逊色。勇于投身政治运动的革命家是极少数。

赵是辽宁人，性情温和。王瑶撰文回顾了《清华周刊》创刊二十三年来，从一份课艺性质的小报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影响的综合学术刊物的历史。只有基于热情的冷静才不是退缩和逃避，也只有基于冷静的热情才不会陷入盲动和自我痛苦。在清华园读书期间，赵俪生和王瑶一起到教室听课，一起组织社团、编刊物、写文章，一起到大食堂或小饭铺吃饭，到琉璃厂买旧书或到北京饭店楼下法文图书公司买外文书，又一起进城游行示威。

朱自清主张打破以经史为正统的国学观念，阐发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从而改变崇古轻今的空气。王瑶检讨说理论家这个包袱拖得时间很久，而且把他拖垮了。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不是公开领导，而是通过左翼青年掌握学生会领导权暗中指挥。王瑶在盘点清华的各类出版物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希望清华的出版事业能更活泼一点，不要躲在象牙塔里高谈学术，要把刊物的影响扩大到一般社会。

如果说做一个左翼理论家是青年王瑶立下的志业，那么他日后转向文学研究亦得益于在清华园里所受的科班训练。每三周开一次大会，由各组提交研究报告，然后公开讨论各组所提出的结论。

他在《清华暑期周刊》上撰文批评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指出中文系在《大学一览》里开列的课程多达七八十门，其中涉及现代文学的只有新文学研究和习作，而且这两课已停开多年。赵俪生和郑庭祥则喜欢翻译，经常从英文《莫斯科新闻报》《国际文学》以及美国《新群众》上翻译苏俄小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把王瑶推向清华园外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他自此走上南渡北归的坎坷之路。清华中文系厚古薄今的风气，让入学后浸淫于左翼文论、高度关注时政的王瑶深感失望。检讨书中的自我交代多少有违心之言，但不难看出青年王瑶的自我期许是十字街头的左翼理论家而非象牙塔里的考据学者。统一战线政策贯彻之后，国防文艺社扩大改组为清华文学会，赵俪生任主席，出版《新地》两期，王瑶亦参与编辑。五四运动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一二·九运动使全国上下都意识到抗敌御侮的必要，使各阶层、各党派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有新的哲学基础、新的工作技术，起到了社会总动员、文化总动员的作用，因而被王瑶界定为第二个五四。清华向来注重培养专门技术人才，1936年清华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重申这一教育方针，称从清华出来的人大多奉公守法，凭个人的专业技能为国家社会服务。

王瑶对清华中文系的批评，实则与十年前朱自清对国学热的反省是相通的。王瑶也在《清华副刊》上发表了校庆二十五周年感言，他以为在清华园里不同道路的对立愈加明显，不可能像冯友兰期待的那样道并行而不相悖。

语言文字组偏重文字的形音义和语法，文学组则可分为考据、鉴赏与批评。现代座谈会举办的专题报告也紧贴时势，如张凤阁报告一九三三之国际与中国，朱佩琮报告中国农村经济之检讨，柳无垢报告文学与阶级等。

王瑶后来从中古文学转向现代文学研究，带出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对现代思想与人物做出相当精湛的研究，其中那股气是在1934年至1937年间积贮下来的。在王瑶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赵俪生看来，当学者是王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投身革命事业才是他的初心。

这次运动之后，大批学生被从书本里拉出来，不再局限于封闭的校园空间，开始从社会实践中寻求出路。后者知道知识的主要来源并不是被动的授予，而是在生活过程中主动争取。赵俪生认为一二·九运动的成功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心，二是组织。作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王瑶更愿意从文化革命的意义上为一二·九运动定位。

赵俪生曾用屠格涅夫的话劝他，说冷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清华园左联小组是秘密组织，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又成立了国防文艺社，办过两期《国防文艺》。

王瑶选择中文系是受新文学的感召，但当时清华中文系的课程都集中在古典文学，于是他把汉魏六朝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清华周刊》被校方勒令停刊，这对全身心投入编辑事业的王瑶而言，肯定是不小的精神打击。

也有人选择正视现实，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护卫民族和学校的生存。赵俪生认为，论胚子，王瑶曾是一个心向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不出有做学者的企图。

救亡与学术并非对立的，既不能忽视救亡，也绝不空谈救亡。清华中文系的必修课程，除了文字学、音韵学及外语外，尤为注重国学要籍。但王瑶自以为不是屠格涅夫型的人格，不愿用冷静把自己幽锁起来，他相信用冷静来变革周围只能把周围僵化了，但用热情却是希图把周围来熔铸的教育的意义，在于造就庄严完美的文化人，这些人必须具有在时间上继承以往文化，在空间上吸取异域文化，并创新发展，尽未来际的长处。

文化乃人类共造之业果。人类恒而共的社会历史，实由特立独行的不共者所引导而转动。

无始无终、永远存在，可谓之恒。这是太虚大师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在汉口文化学院演讲《文化人与阿赖耶识》（本文编入《法相唯识学》，并收进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四册）的大旨。

 ☉原刊于《佛教文化》1995年第2期 进入 王雷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化人 。阿赖耶识的时间性，可用恒和转二字来阐明。